为什么魏吴两国谁主动进攻谁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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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东吴（六十一）三州口之战
自改元赤乌以来，新的祥瑞似乎让孙权转了运，先试用一封罪己诏平息了吕壹案的风波，然后在曹魏平定辽东后派兵去捞了一笔，挽回了些许颜面，之后又顺利剿灭了波及荆南及交州数郡的廖式之乱，国内重归稳定。
在这种背景下，孙权重新燃起了对外征伐的斗志。
当时曹魏内部政局动荡，曹芳登基后不久，曹爽和司马懿二人辅政的局面就被打破了，司马懿虽被尊为太傅，实则明升暗降，遭到排挤，孙权准备抓住这个机会发起北伐。
听说孙权有了这个计划后，时任零陵太守的殷礼主动献上了自己的策略。当年他随张温出使过蜀汉，和诸葛亮见过面，得到了对方的称赞。
诸葛亮历来是主张吴蜀两国协同进攻的，于是殷礼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认为应该延续这一策略。
他提出了一个规模极为浩大的四路进军计划。其中最西面交给蜀军，让他们进攻陇右和关中；荆州一线由诸葛瑾和朱然进攻襄阳，扬州一线由陆逊和朱桓进攻寿春，而最东面则由孙权亲自统率进攻青徐一线。
在殷礼看来，想要取得进展必须全力以赴，小打小闹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全力一战，才可能在局部战场重创魏军，而被迫分兵多个战场进行抵抗的魏军则会因此而土崩瓦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全国总动员。
殷礼所言是有道理的，作为弱势一方如果再不出全力岂能获胜？问题是他有两点没有考虑到。
其一是蜀汉不一定愿意配合，其二则是进行总动员会引起国内的强烈不满。
蜀汉这一点很好理解不必细说，关键则是国内对这一政策的反应。要知道士大夫们向来都是主张德政，如此动员将会压榨民力，必然招致他们的反对，孙权刚刚和他们缓和了关系，肯定不愿意在大战前制造矛盾。
如果强行动员赢了还好办，要是输了怎么办呢，岂不是又要威信扫地吗？这十来年孙权的面子都丢尽了，他实在是输不起了。
另外殷礼当年还被划为张温一党，虽然他没有遭到张温案的波及，但孙权对他多少还是会有些成见的，因此孙权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而蜀汉也确实没有配合作战的意思，因此在最终计划里，虽然仍是四路北伐，但具体进攻方向却进行了改变。其中诸葛恪进攻六安，全琮进攻寿春，朱然进攻襄樊，诸葛瑾进攻柤中。
其实这个四路进攻的计划也可以看做是两路进攻，大军被分为东西两路，东路扬州军和西路荆州军则在内部又进行了一次分工。
先说东线，这一次孙权在战术上做了改变，由于曹魏在远离施水处新修了合肥新城，使得水军对进攻合肥的支持作用有所下降。
不过这也并非全无好处，因为合肥新城远离水边自然难以对东吴的水上补给线形成威胁，于是只需以部分军队监视即可，主力能够继续北上。这便是孙权采取越过合肥直攻寿春这一略显激进的计划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则是之前镇守寿春的曹魏扬州都督满宠被召回洛阳了，取代他的则是原扬州刺史王凌。
满宠是个厉害角色，让孙权吃了不少亏，而王凌呢？在孙权看来他比满宠好对付多了。之前诈降一事他就轻易中了计，如今虽然升为都督，那不过是因为曹爽要拉拢地方上的实权人物罢了。
至于进攻庐江郡六安这一路，则是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正面战场进行牵制，二是进行掳掠。
早在嘉禾二年（233年）孙权那次北伐中，全琮就率领偏师进攻六安，不过那次孙权撤得太快，全琮这边也没什么发挥的余地。
庐江作为魏吴争锋的前线，虽然多数时期为曹魏所占，但他们没有投入太多力量，因此东吴对其进行劫掠是常用手段。当初吕蒙就是这么做的。
当时手下建议全琮掳掠当地百姓以邀功，但为全琮拒绝，他表示此举平白降低本国威望而于敌无损，所以宁可获罪也不愿如此。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掳掠庐江百姓是一贯政策了，东吴没打算长期占据这个比较鸡肋的地方，而顶多就是想讨些便宜。
嘉禾六年（237年）东吴派全琮和朱桓再征六安，这次是因为曹魏庐江主簿吕习愿做内应开城迎接吴军，然而吴军还没到事情就败露了，于是只好撤兵。
当时朱桓率兵断后，而全琮觉得再次无功而返有些难看，因此也不管是不是打脸，这次多少得抢一笔有个交代。可是全琮更改计划却没和朱桓商量过，结果导致二人发生冲动，弄得很是狼狈。
鉴于前两次对六安的行动颗粒无收，这次孙权派出了有相当经验的诸葛恪，他曾经在庐江屯田，也有过劫掠舒县的成功案例，很适合执行这一任务。
不过诸葛恪这一路的成败无伤大雅，主要还得看进攻寿春的主力部队。王凌的副手是扬州刺史孙礼，孙礼本是曹爽的大将军长史，由于性刚直不为曹爽所喜，于是被打发到地方，眼不见心不烦。
孙礼和王凌情况有些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急需证明自己，因此他们憋足了劲，誓要打好这一仗。
全琮大军有数万之多，而且来得非常突然，王凌没想到东吴会直接进攻寿春，因此准备不足，很多士兵还在轮休并未归队，兵力相当缺乏。
王凌和孙礼一商量，认为死守寿春太过被动，不如趁敌军立足未稳主动出击。于是他们率领少量精兵对吴军发动进攻，双方在就寿春之南的芍陂展开了一场血战。
这一战打从清晨打到日暮，魏军死伤过半，一度陷入危机。但孙礼却一直冲锋在前，他的战马也多次被刺伤。为了激励士气，孙礼冒着巨大风险擂鼓助战，终于扭转了局面，东吴中郎将秦晃所部千余人被全歼，随后双方各自罢兵。
到了这一步，东吴的进攻基本也没什么盼头了，本来计划是出其不意，趁寿春兵力不足之际一举将其攻下。可现在出师不利，等稳住阵脚后魏军援兵已经到了，因此再耗下去意义就不大了。
从战损来看，东路军似乎和对手不相上下，但从战略目的角度来看，如此兴师动众却徒劳无功，肯定是失败的，唯一的收获是烧了魏军一座粮仓。
再看西路荆州一线，如果说东路只是小挫，而西路军则是大败了。
魏吴双方在荆襄地区和庐江一样，采取了收缩防御的策略，在前线不部署太多力量，自襄阳南至江陵北广大的沔水流域都是比较空旷的地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东吴占据江陵以来，魏吴在荆州的历次战争中，双方都没有在对方的进军路线上进行阻击，而是放任对方长驱直入。当初关羽统治江陵时期，两军在寻口、汉津，荆城等地反复拉锯的场景已经不复所见了。
而这就造成一种情况，进攻方虽然推进更加容易，但是面对坚壁清野的敌军，最后的临门一脚却更加困难了。
诸葛瑾进攻柤中的偏师就是为了缓解这种情况，柤中位于襄阳西南的夷水（今湖北南漳县蛮河）流域。当时有夷王梅敷兄弟三人，带领部曲万余户在此，诸葛瑾的任务应该就是对他们进行劫掠以加强对主力部队的补给。
鉴于东吴发动进攻是在初夏，正是水位上涨的时候，因此强大的东吴水师可以轻易掌握控制沔水的制水权，从而忽略南岸的襄阳，直接将北岸的樊城重重包围，如果能拿下樊城，襄阳就是囊中之物了，这一点和当初的关羽是一样的。
现在樊城面临的局面和当初曹仁时代类似，只能苦苦支撑，若想解围非得依靠援兵不可。
第一批赶来增援的是荆州刺史胡质，他虽然兵力不多，但至少可以让城中知道朝廷没有放弃他们，军心也能安定下来。
不过单凭这点是不够的，若想解围还得硬碰硬地打一仗才行，就像当年徐晃在四冢之战中击败关羽一样。而这次扮演徐晃这一角色的是司马懿。
当时多数人认为樊城暂时没有危险，因此不必立刻前去救援，最好利用坚城消耗吴军斗志，到时再发起进攻才是事半功倍。
但司马懿考虑到的要更多，如今诸葛瑾正在进攻沔水南岸的柤中，当地人民见樊城危急，很可能会丧失斗志不再抵抗投降东吴，那就要坏事了。
于是司马懿说了一句很自信的话：“将能而御之，此为縻军；不能而任之，此为覆军。”意思就是：主帅才能出众却受到管制，那是为军队制造束缚；主帅无能却任凭他自由发挥，那军队就会覆灭。在司马懿看来，他肯定是前一种了，因此他不能受到束缚。
其实司马懿主动请战，曹爽是喜闻乐见的，因为这样会让这个竞争对手远离朝廷中枢，不再影响自己大权独揽，如果他再因为年事已高死于征途上就再好不过了，因此没有为他设置半点障碍。
夏末六月，司马懿率军出征，由于南方天气炎热，时间久了北军可能会水土不服，于是司马懿决定速战速决，他在主力未到之时先命一支轻骑兵前去挑战。
这样一来，如果吴军无动于衷，自然士气受挫，如果发兵进攻，轻骑也可以凭借机动性在第一时间撤退，让吴军消耗体力却得不到任何斩获，可谓两全其美。而最终谨慎的朱然选择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司马懿也要出招了，他挑选了一支精锐，准备发动猛攻。
之前胡质和司马懿的轻骑两次挑衅，朱然都未能做出反击，再加上包围樊城近两个月未有进展，吴军士气已经受挫，朱然无奈只好下令连夜撤兵。
朱然虽说也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但和司马懿相比还是太嫩了，他按部就班地沿着沔水撤退，而司马懿等的就是这一刻，待吴军行至淯水（今白河）和沔水交汇处的三州口时，魏军发动了雷霆一击。
这一战吴军猝不及防，被斩首及俘虏的多达一万余人，同时还丢掉了大批物资。如果朱然能谨慎一点，先把部队撤到沔水南岸，想必就不会遭遇这次惨败了吧。
至此，赤乌四年东吴的两路北伐彻底宣告失败，而孙权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再次被泼上了一盆冷水。
其实这些年魏吴两国情况都差不多，那就是谁发动进攻谁大概率就会失败，当年曹丕如此，现在孙权也好不到哪去。
而归根结底则是实力的原因，双方国力没有拉开差距，谁都无法一战定乾坤，神州大地重归一统的时机尚未到来。
就在这次战争期间，一个人去世了，而他的死让本就暗流涌动的东吴朝堂再次掀起一场巨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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